一個尋常的早晨。

你出門前，母親還坐在熟悉的沙發上看電視，背影安穩。

你叮囑了一句“媽，我走了”。

她或許含糊地應了一聲，或許沒有。

這與你生命里成千上萬個出門的早晨，沒什么不同。

但當你再次推開門，屋里一片寂靜。

“媽——”無人應答。

房間里，街道上，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，都沒有她的身影。

那一刻，世界突然失去聲音。你不知道她去了哪個方向，是否寒冷害怕，甚至不知該從何找起。

在合肥，有一群人每天都在對抗這種“消失”。

2016年至今，合肥市藍天救援隊“勿忘我”防走失項目組已經幫助了560余人回家。

他們為別人的父母、兒女，拼命找回那個轉身之前的世界。

55歲，他說：“只要我還有體力，我會一直參與”

推開那扇門的一刻，倪文華看見一個穿著紅外套的身影，蜷坐在6樓的角落里。

時間已經是凌晨1點多。

他怔住了，一股強烈的感覺攥住了他。

這是55歲的倪文華第一次找到走失者的記憶。

一位90多歲的老人走失在雨夜里，監控范圍最后鎖定在一個小區。

他和隊友負責一棟樓的搜尋工作，從32層開始，一層層向下尋找。

“如果當時沒有找到......”倪文華沒有說下去。

他后來參與了太多野外搜尋，深知“找到”與“沒找到”之間，有時隔著的就是生與死。

“我們尋人，要不走尋常路。就往那些樹林的里面，越難走越要鉆。”

走失者，尤其是精神恍惚或有意回避的人群，往往本能地避開開闊和顯眼的地方。

“有時候在野外找到一個走失者，相當于拯救了一個生命，讓一個家庭變得完整。”

倪文華的手背上布滿細密的、已經結痂的劃痕，像一張暗紅色的地圖。

那是灌木叢的荊棘留下的，衣服被劃破是常事，手也腫過。

“這都很正常，”他語氣輕松得像在說別人的事，“這些都是小的刮傷。”

問他最大的困難是什么，他沒有提體力，也沒有提危險。

“未知性。每一次出發，結果都是未知的。”他說。

付出時間、體力、全部的心力，卻不知道路的盡頭是溫暖的團圓，還是冰冷的遺憾。

這種懸而未決的沉重，遠比身體的疲憊更難承受。

“一旦有好的結果，心里的那種欣慰，超乎尋常。”

年齡在他這里，似乎只是數字。

“我還能做，就想做點什么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倪文華說：“我會一直參與下去，只要我還有體力。”

她說：“無論生死，我都要帶他回家”

43歲的張宣是尋人隊伍里少有的女性。

她不害怕直面死亡，也不避諱談論它。

張宣參與的第一次尋人任務，就是尋找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老人。

老人從家中走出，一路跨越快車道的欄桿，沿著一條白色的堤壩一直走，最后消失在了河水里。

那個清晰的軌跡和殘酷的終點，給她上了沉重的一課。

“生與死，都要帶他回家。”這是張宣參與尋人的初衷。

比起明確的死亡，那種憑空“消失”帶來的懸空感，是家庭永久的缺口，每到團圓時刻便隱隱作痛。

張宣認為，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。

在隊伍里，她尤為擅長“追監控”。

追監控是技術與耐力的雙重磨礪。時間被切割成以幀為單位的碎片，在無數個路口、街角，反復倒帶、播放、定格。

任何一個細節的誤判，都可能讓整個搜尋推倒重來。

有一次，為了追查肥西一位走失老人的身影，她從晚上7點一直盯到了早上10點。

腰背已經僵硬。但她心里是踏實的，甚至有些“慶幸”。

“監控在動，我就踏實。有軌跡就有希望。”

更多的時候，走失發生在監控之外，比如郊野、荒山、密林。

一次進山搜尋，她和隊友在植被瘋長的山林里跋涉了三個多小時，刀用來開路，割開擋路的荊棘。

樹密，刺多，回家后她發現隊服和里面的棉毛褲上扎滿了細小的植物倒刺。

一雙質量頗好的作訓鞋，鞋跟竟生生走斷了。

尋人的電話常在夜晚響起。起初家人不理解：為何深更半夜貼錢貼時間，去找陌生人？

張宣沒有爭辯，只是一次次地和他們分享那些失而復得的故事。

現在，她半夜出門時會留張紙條：“我去尋人了，不用擔心。”

愛人知道，電話響起，就是有人需要他的妻子帶他們回家。

他說：“別人幫助了我，我也想去幫助別人。”

救援結束后，常有家屬小心地問：“費用大概多少？”

“不要錢。”他們總是溫和而堅定，“我們是志愿者。”

無償的善意，比明碼標價的幫助更讓人震動。

而在這些被震動的人群中，有人選擇用更長的方式去回應這份善意。他們轉身加入了這支隊伍，從被幫助者，變成了幫助者。

汪春生就是其中一個。

2024年冬天，汪春生的舅舅走失了。

在合肥市藍天救援隊的幫助下，最終找到了人——遺憾的是，生命已經離去。

那是一種混雜著感激與巨大悲痛的復雜感受，感激于有人全力以赴，幫他們找到了親人，給了家庭一個確切的答案；悲痛于這個答案本身，是如此殘酷。

“別人幫助了我，我也想去幫助別人。”汪春生說。

這樣的善意循環，在這些志愿者中默默傳遞。他們沒有豪言壯語，只有一些非常樸素的希望。

干洗店老板王柱是尋人隊伍中出勤率最高的隊員之一。“有任務的時候，我有能力有時間，就盡可能去。”

一次，他和隊友只用4個多小時，就幫助一位走失的老人回家。“只有親身體會，才知道家人分離的焦灼。”

余濤是一名無人機飛手。有些人力不太容易進入的區域，可以用無人機快速排查。

“在尋人的過程當中，時間是非常寶貴的。有很多老人可能走失一晚，就會發生意外。”這也是他參與尋人的初衷。

“夏天，在飛的過程當中，蟲在身上咬，又癢，但又不能去拍。”余濤說。

冬天，則是另一種考驗。一個架次通常飛行約三十分鐘。在寒風中，操控者需要保持手指的穩定與敏銳，去推拉操縱桿，雙眼更要一眨不眨地追蹤屏幕。

“等到飛完，全身都凍僵了。”

這些忍耐，在發現走失者的那一刻，全都化為巨大的驚喜。

一次，他們通過紅外鏡頭在第一架次就迅速定位到一位走失老人。“老人當時已經受傷了，幾乎沒有了行動能力。”

無人機在老人上空懸停。通過對講機，地面隊友被引導至精確位置，將老人平安背回。

最漫長的一次飛行，他和隊友從凌晨一兩點，操控無人機飛行至第二天上午十點。

無人機以他們為圓心，在上空織就一張密密麻麻的“蜘蛛網”軌跡。

他們說：“我們要找到那個人”

在合肥市藍天救援隊“勿忘我”項目組負責人羅浩的腦子里，常年運轉著一套精密而復雜的算法。

輸入的是零碎的線索、模糊的監控片段、家屬焦慮且可能有所保留的敘述，以及合肥周邊錯綜復雜的地形圖。

他需要輸出的，是一個盡可能精確的搜尋方案。

“東西南北你得能分清楚，地形地貌你得心里有數。”這是基本功。

但更難的，是與人的溝通。“怎么讓家屬說出一些他不愿意說的事情？”

羅浩說，走失背后常有隱情，或許是家庭矛盾，或許是個人心結。

家屬出于隱私或愧疚，可能下意識地掩蓋關鍵信息。

他因此練就了一種近乎偵探的敏銳與耐心，需要從閃爍的言辭、情緒的起伏中，“抽絲剝繭”地還原出走失者出走前的真實狀態與潛在路徑。

“就像分析一個案件一樣，一層一層找到線索。”

他記得一個冬天的尋人任務，線索一度中斷，但他仿佛被一股執念攫住，“每時每刻都會在想著他到底會按照什么樣的路徑去走”。

他讓自己徹底“成為”那個人，沿著監控里最后出現的路，一步步走下去。

走到一個岔路口，強烈的直覺告訴他：“他不應該再往前了，應該就在附近。”

搜尋力量向那片區域集中，最后人在那里被找到。

羅浩說，許多隊員和他一樣，“魔怔了”。

“有時候我們坐著倒杯水休息，腦子里全是各種可能性：他會怎么走？往哪走？但凡有一絲可能性，我們都會再去看看。”

這種狀態，源于一個共同信念：“必須找到。”

它不浪漫，甚至有些殘酷，但卻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，是對“消失”最決絕的抵抗。

“勿忘我”

“勿忘我”這個名字，誕生于對抗遺忘。

合肥市藍天救援隊隊長蘇琴說，尋人任務幫助的大多是阿爾茨海默癥患者。

“他們甚至忘了自己是誰，忘了子女的名字。雖然他們忘了，但那種愛還在心里。”

去年臘月里，深夜11點她接到求助：一位70多歲的老人中午走失，全家人找了一下午沒找到。

那個晚上，20多名志愿者從家中趕到現場，路搜、調監控、無人機熱成像搜索分工展開。

凌晨1點多，在零下1度的氣溫里，老人終于被找到了。

她的兒子趕來，一把抱住母親哭出來：“老娘你跑哪去了！”

那晚，在場所有人在凌晨的街頭拍下一張合影，“每個人都笑得特別甜，我們被那種失而復得的喜悅感染了。”

救援隊的求助電話常在深夜響起——那往往是一個家庭已用盡所有辦法，依然尋無所獲的時刻。

“我們一出動，常常就要找到凌晨兩三點，有時甚至到天亮。”蘇琴說。冬夜的寒風、夏日的蚊蟲、漫長的監控、泥濘的山路，對他們而言已是尋常。

“辛苦，但值得。我們能配合公安、陪著家屬，做一點真正有意義的事。”

“城市是需要溫度的。”蘇琴說，在這座千萬人口的城市里，他們這群志愿者守護著一種最樸素的信念：不讓任何一個轉身，成為永別。

（記者 呂文衛）